社会组织立法要重视立法技术
在社会组织立法中，如何实现在保障公民结社自由权利实现的同时，又能做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？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一些立法技术问题。
法律名称：“人民团体法”比“社会组织法”好
将来如果要制定一部涵盖所有社会组织的法律，则这部法律的名称宜称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团体法”，理由是：
第一，制定“社会组织法”找不到足够的宪法根据。我国宪法中没有明确地提到“社会组织”这个名词。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”，其中的“结社自由”才是将来制定社会组织有关法律的根据，故此将法律名称直接称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团体法”更为妥当。
第二，国务院发布的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条对社会团体的定义为：“本条例所称社会团体，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，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，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。”这与未来要制定的社会组织有关法律的内涵与外延完全吻合。
第三，若用“社会组织法”命名将要制定的法律，则规范内容与法律名称在逻辑上可能会有欠周延，它与非政府组织是重叠概念还是交叉概念可能不甚明了。同时，现在使用的“社会组织”概念所指向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、涉外社会组织，性质不同、内容重叠，难以在一部法律中做出清晰规定。
法的规范对象：必须明确且性质相同或相近
第一，从团体活动（行为）角度来看，“社会组织”这一概念的界定存在问题，难以制定统一的“社会组织法”。
一部法律的规范对象必须明确，且其性质应该相同或相近，才能纳入同一部法律加以规范。目前“社会组织”所指涉的对象包括：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、涉外社会组织。这一分类方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：分类标准没有遵从逻辑一致性�！吧缁嵬盘濉焙汀盎鸹帷笔前凑胀盘宓男灾世唇缍ǖ模懊癜旆瞧笠档ノ弧毕匀皇前凑崭玫ノ皇欠褚杂康睦唇缍ǖ�，而涉外社会组织显然是按照这一组织是否具有涉外性来界定的。由此带来的问题是，某个“社会组织”，可能既是“涉外社会组织”，也是基金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，进而造成其难以在一部法律中加以规范。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包括私立幼儿园、私立学校、私立医院等，这些组织显然与各种学会、行业协会性质不同，活动方式更是有天壤之别。
第二，从团体设立（尤其是登记注册）的角度来看，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涉及的团体应纳入法律规范。
该条例第三条第二款原文为“下列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：（一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；（二）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，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；（三）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、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”。
应该说这一规定是考虑我国各类团体的实际情况，根据我国政治现实状况做出的较为妥当的规定。但这一规定只是表明“下列团体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的登记范围”，并没有说这些团体就不需要登记。人们的习惯思维认为，法律规定某类团体需要登记，乃是政府对这些团体施加的义务，体现着政府对这些部门的监督管理。事实上，登记也是团体获得法律上的资格地位并从事对外活动的基本条件。这些团体应该如何登记，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进行规范。
第三，建议用“人民团体”指称所有非国家机关、非营利性团体，统一适用有关法律关于登记注册的规定。
未来的法律可以根据人民团体的性质，分为职业团体、社会团体、政治团体。所谓职业团体是以协调同业关系，增进共同利益，促进社会经济建设为目的，由同一行业单位、团体或同一职业从业人员组成的团体；社会团体是指以推进文化、学术、医疗、卫生、宗教、慈善、体育、联谊、社会服务或其他以公益为目的，由个人或团体组成的团体；根据目前我国的政治现实，政治团体可以在未来的法律中列举规定。
对团体“发起人资格”应进行专条规定
现行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之（三）规定：发起人、拟任负责人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，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，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。这一规定显然具有重大疏漏，因为：
第一，在刑事处罚中，剥夺政治权利大多是作为一种附加刑，其中有相当多的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，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，给予他们发起成立社团的权利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第二，规定终身禁止受剥夺政治权利刑事处罚者成立社团，对公民结社自由权影响过大。根据刑法规定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措施既可以附加适用，也可以单独适用。在附加适用中，既可以适用于重罪（绝大多数情况），也可以适用于只被判处管制这类的刑事处罚，例如某人因为犯罪行为被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后，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，同时起算，同时执行。管制期满解除管制，政治权利也同时恢复。将这种因为犯有轻罪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的结社权利终身剥夺，有失公允。
同时，剥夺政治权利还可以单独适用，1997年刑法规定的可以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罪名共有33个，甚至侮辱罪、诽谤罪这类轻罪都可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，而因为受有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就终身不得发起结社，显然属于对公民的一罪二罚。
故此建议未来立法可以专条列举规定发起人的资格，其中有关刑事处罚部分可表述为：“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、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确定，正在执行者；但受缓刑宣告者除外�！逼浯危荒芙⑵鹑擞弑傅淖矢裼氤闪⑸缤诺奶跫嗷煜�。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：“（六）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�！闭庖还娑ㄏ匀皇墙⑵鹑擞Ω镁弑该袷略鹑文芰ξ笕衔巧缤懦闪⒌奶跫蛭缤旁诔闪⒅盎共淮嬖�，何来民事责任能力？这一要求显然是不合逻辑的。
监督条款与处罚条款应分开撰写
由于人民团体具有潜在的社会动员力量进而可能影响公共利益，因此国家在保障人民结社自由的同时，亦应对社会团体进行必要的监督，对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予以处罚。一般而言，监督处罚条款的撰写应该坚持如下原则：
第一，监督条款与处罚条款分开撰写。人民团体的主管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团体做出的监督措施包括警告、撤销团体决议、停止团体业务、限期改正等；对限期改正而未能改正者情节严重者，还可能撤免其职员、停止许可甚至解散。
第二，处罚条款应根据行为性质，分条撰写行政处罚（�？睿⑿淌麓Ψ�，一个条文内不得同时规定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措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刑事处罚应该规定严格、明确的要件，以保障公民不至于因结社而动辄得咎。
（《中国社会组织》2014年第14期 作者陈伯礼系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