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于华：如果权力过于强大，同时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舆论的力量、社会组织的力量、公民的力量缺失，权力必将失控，腐败无法治理，政府的公信力丧失，司法的公信力丧失，媒体的公信力也丧失。
■ 背景
吸取增城新塘镇“6·11”事件的经验教训，切实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、解决在基层、解决在萌芽状态，维护好群众利益，增强广大居民、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。
———广州市市长万庆良（南方都市报）
冲突根源是“社会生态恶化”
比起所谓地域冲突，一些地方官民之间的冲突更为主要，更为典型。
新京报：广州增城治安员与孕妇冲突，引发了持续三天的群体事件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，提出流动时代要唱好外来人口与当地人融合的大戏，怎么看这种分析？
郭于华：这场冲突虽然在事态扩大之后，表现为四川籍外来人口与当地人的冲突，但比起所谓地域冲突，当地官民之间的冲突更为主要，更为典型。
新京报：为什么？
郭于华：治安管理员与摆摊孕妇之间的普通冲突，能够演变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，据媒体报道，一个重要的背景，就是当地治安管理人员长期以来针对外来务工人员“棍棒式、吃拿卡要式”管理，双方的冲突与怨气已经积累到了极限，借着这次冲突发泄了出来。于建嵘先生讲的“社会泄愤事件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到底，这种冲突依然是权力引发的冲突。
新京报：那为什么表现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冲突？
郭于华：外地人多数是打工者，处于弱势和底层，各方面权利都比不了本地人，那些借政府力量“狐假虎威”的治安员，管的主要是外来人员；本地人多数是老板，劳资关系上的一些不满和矛盾也在累积着。一旦有事由作为导火线，处于弱势的群体就要进行发泄和抗争，表现出来的，就是外来人员与本地人的冲突。但实际上，还是城乡分割、权利不平等造成的冲突。
新京报：这里实际涉及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外来人口在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，一个是在劳资关系上的不平等，两者都可以归结到权力的问题上吗？
郭于华：对，归根到底，还是权力问题。
劳资关系失衡，作为劳方的外来打工者利益得不到保障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，组织力量薄弱，没有能力与资方博弈和谈判，而这又是因为权力的施压，工人的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。
而最大的不公正，是权力和资本联手，强强联合，下层群体忍无可忍。
新京报：权力失范为什么就一定会引发问题，无法持续？
郭于华：这就跟自然生态一样，在一个健康的自然界，生态链一定是完整的，强的和弱的都能生存。但有一种情况会打破这种平衡，比如外来物种的入侵，它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没有天敌，无限扩张，把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都挤占了，其他生物就活不下去。像这样的生物，可以给它一个比较政治性的词，叫“专制垄断性物种”。
人类社会也一样，如果强者太强，弱者太弱，一定会出问题，在社会学上，这种情况叫“社会生态恶化”。
权力失范导致“社会生态恶化”
“强权力、弱市场、无社会”，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。
新京报：什么叫“社会生态恶化”？
郭于华：社会生态恶化，也称为社会失序，是指社会系统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，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疾病，功能丧失，堪称社会癌症。
新京报：“社会生态恶化”表现在哪些方面？
郭于华：广州增城事件，就是“社会生态恶化”的一个表征。
从更大的方面看，还有：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；收入和财富分配有相当部分是以灰色甚至黑色的渠道获得，贫富悬殊的趋势不断扩大；丛林规则盛行于社会；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，一些地方甚至为黑恶势力所渗透和控制；社会公平正义遭受侵蚀，司法缺乏公信力，社会底线失守；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高度失真，人们对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习以为常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缺乏沟通，相互仇视……社会陷入不可治理状态。
新京报：所谓社会不稳定，是不是主要由这些引起的？
郭于华：是的，很多问题直接导致了社会冲突事件的爆发。
但是，高压式的“不惜代价、压倒一切”的维稳工作本身，往往治标不治本，而且由于以维稳为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，维稳本身甚至就成为不稳定的来源。
新京报：“社会生态恶化”是什么导致的？
郭于华：一个健康的、正常的社会，应该是三种力量———权力、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均衡。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生活，需要多元化的治理方式，只能在权力、社会和市场三维结合的多元治理结构中才能实现。
现在的问题是，既缺少自主的社会，又缺少自主的市场，“强权力、弱市场、无社会”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，是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，它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。
新京报：强权力是怎么破坏社会生态的？
郭于华：如果权力过于强大，同时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舆论的力量、社会组织的力量、公民的力量缺失，权力必将失控，腐败无法治理，政府的公信力丧失，司法的公信力丧失，媒体的公信力也丧失。
建立市场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
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，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。
新京报：《人民日报》呼吁给外来人口平等的权利，包括户籍门槛、用工制度、讨薪问题等等，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？
郭于华：这些如果能做到，当然好，给予外来人口和劳动者各种权利，也就是还社会以权利，方向是对的，但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。
避免社会生态恶化，还是要从社会建设入手。
新京报：什么是社会建设？
郭于华：社会建设的目标，是制约权力、驾驭资本、遏止社会失序。我们提出，社会建设着眼于三个维度：以社会结构为基础，以社会组织为载体，同时以社会制度（机制）为保证。
新京报：怎么理解？
郭于华：就社会结构来说，我们提出要优化社会结构，包括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；�；げ⒏纳葡虏闵娴纳缁嵘�；改变当前各个阶层间出现的互相隔离、封闭的趋势，�；ず屠┱股缁崃鞫那溃乇鹗窍蛏仙缁崃鞫幕�。
以社会组织为载体，就是要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，有效的社会组织可以减少社会矛盾的出现。
新京报：社会机制包括哪些？
郭于华：最核心的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，这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，目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，绝大多数是因为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而造成的。
具体而言，包括六大机制：
信息获取机制。要求有关方面遵循信息公开的原则，对相关信息主动发布或经申请发布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。
利益凝聚机制。一个社会要能够有效地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，必须得有一个利益诉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。
诉求表达机制。增加公众参与的环节，如以听证、表意、监督、举报等方式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，向公众提供表达的渠道和机会。
施加压力机制。一种行之有效的施加压力机制，应当包括集会、游行、请愿和罢工等方式。
利益协商机制。指的是在利益诉求明确表达的基础上，矛盾各方按照法律的渠道和程序进行对话和谈判协商，自主解决其利益矛盾的一种机制。
调解与仲裁机制。这个机制实质上就是一种矛盾终止的机制。
这六个方面的机制相互配合，层层递进，缺一不可。
本报记者赵继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