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如果你有特殊的想法，可以成立一个民间组织，或想找一个跟你志趣相通的组织参加，这都可以，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回归有组织的状态。
●可以选择一些好的项目，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，逐渐推动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，我们希望做到“同城同福利”。
●社区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平台，投入太多的资源，不是很实际。为了克服这些问题，需要在社区建立“跨部门综合模式”。
●要逐渐构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与社会组织的新关系，就像工商管理局和企业的关系一样，让民政系统不再为社会组织承担太多的责任。
今年8月，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履新，调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，这一变化被一些业界人士称为“大事件要发生了”。
作为前民政局长，刘润华以“改革家”、“微博控”赢得了很多粉丝的拥戴，“既有想法又能干事”。在社会管理政策不断松绑之际，刘润华接受南方都市报独家专访，就读者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首次进行公开回答。
今年年初，以深圳市局级官员身份实名开微博的刘润华，给自己的标签是“老知青”、“曾是爬格子动物和乡镇干部”。他是名副其实的“微博控”，自称是在用“不要钱”的方式宣传民政。
在微博上，粉丝给他冠上了“改革家”的称号，而在民政界，他是一位明星般的民政局长，更有人称他为“非典型局长”。但谁也未曾想到，他曾经放弃过这个职位，一度认为“民政没啥好玩的”的他时隔三年后，却仍然与民政局长一职结缘，一干就是8年。
尽管他自嘲道：“终究逃脱不了‘ 被民政’的命运”，但在今年5月刚刚出版的《刘润华说民政———改革与担责》一书中，他在后记中坦言：“八年求索、八年甘苦，我庆幸，我是民政人�！�
在去年年底因“请”进李连杰壹基金而备受关注的他，今年6月14日还将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深圳市慈善会“送”了出去，一“请”一“送”，他都是主动为之。对他而言，能让社会领域的一些体制、机制有所改变，是一件让人非常着迷和激动的事。
在刘润华的眼中，为了彻底使慈善会“去行政化”，他辞去深圳市慈善会法人代表职务，“只是顺势而为罢了”。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民政局与一般慈善组织的关系改变。
他曾在公开场合声称，要以自己的方式“献身”慈善事业，如果为此受了处分，就当为慈善“认捐”，他曾为壹基金落户深圳心生欢喜，而他的睿智总使他在冒险“走钢丝”时能找到平衡点。
实际上，让壹基金落户深圳只不过是刘润华在既有的行政体系框架内，创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，正是因此，此举被称为“一个务实的改革派干部必须持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”。因为2009年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《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》，授权深圳民政部门登记基金会，同时，鼓励深圳探索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。
“做慈善，到深圳，这儿有我呢！”当刘润华向人们喊话时，曾有多少草根组织工作者为之动心。
在民政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刘润华，今年8月8日突然调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(下简称“省社工委”)专职副主任。这一变化被一些业界人士称为“大事件要发生了”。
随着省社工委职能、高规格领导配置等举措的公布，加上省委省政府频频释放的关于社会建设的政治信号，更是使省社工委备受关注。而刘润华履新，同样引起人们对这位昔日“既有想法又能干事”的民政人产生某种期待。
重回广东省委工作的刘润华，一个人开始了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的“创办之旅”。此时的他深感外界的变化，也自知身负改革重托，埋头苦干的他一度低调处事，更鲜见他接受媒体采访。
只要政府不该管的事务，政府应该大部分退出
退出后的政府成为“小政府”，但“小政府”绝对不是“弱政府”，你只有小了才能足够强，才能够在必需的领域中做得出彩，因此，政府应该主动退出，给社会让渡一个自由生长空间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在社会建设中，政府是靠“管”呢？还是要放手给社会？
刘润华：这里涉及几个问题，要明确政府、社会、市场的关系，在改革开放之前，政府就是一切，那是全能政府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建立政企分开的机制后，终于找到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，即政府培育市场主体，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调节的作用，目前来讲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已经明确。随着改革的深入，应该界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了。
在计划经济下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，“政府是全能政府，只要能管得到的地方，希望都能管起来”，全能政府的行政权力往往是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，只要能管得到的都想管，即使管得不好，即使管得绩效很差，都要管。
如今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，我认为应该倒过来，只要政府不该管的事务，政府应该大部分退出，只要可以不管，都应该不要管，哪怕原来干得不错，但属于社会事务，也应由社会去做，这跟以前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。
这里涉及到政府让渡空间的问题，从全能政府过渡到“有限政府”，从“大政府”向“小政府”转变，从那些政府机构干得不错，但社会机构也能干的领域中主动退出。退出后的政府成为“小政府”，但“小政府”绝对不是“弱政府”，你只有小了才能足够强，才能够在必需的领域中做得出彩，太大了以后多数事情反而做得不好。因此，政府应该主动退出，给社会让渡一个自由生长空间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政府退出，社会自主，意味着什么？
刘润华：从社会组织架构来讲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社会结构中的人是单位人，每个人都在单位管理下开展社会活动，这种紧密型社会结构中，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，寄存于国家这个大机器里，非常有组织性，属于高度严密、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。
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，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多元化，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，由单位管理个人的事务开始放开，原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开始进入非组织化的过程。在这过程中，人得到了解放，这种解放是原子化的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疏离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个人主义开始上升，公民意识、非组织化参与需求开始迸发，如果不予重视的话，会像一堆堆流沙一样冲击着河堤，此时社会需要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如何进行社会再组织化？
刘润华：这是由政体决定的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由党、团、工、青、妇等基层组织提供条件，让松散的社会人组织起来，实现党政工作区域化，在基层建设中，将社会人纳入，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组织化，因此，我们提出了“以组织多样化来满足公民的组织要求”，如果你有特殊的想法，可以成立一个民间组织，或想找一个跟你志趣相通的组织参加，这都可以，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回归有组织的状态。
有了组织的承接，加上政府让渡空间，政府从微观事务当中退出，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。但在这过程中，不是说政府完全不管了，政府在公共领域当中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，当然会承担其应有的责任。在社会再组织化之后，政府、市场、社会的关系就有了新的界定边界。
这不是搞革命式发展而是渐进式改革
给社会组织一点耐心，带着扶持的心态，让社会组织成长，鼓励社会组织发展，如果不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空间，反而会压制民间生长力量。但这不是搞革命式发展，而是渐进式改革，不能一下子放开，慢慢试着来吧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省社工委的第一个专题工作是扶持社会组织，是否意味着在放开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上会迈出大步子？
刘润华：大家都在说，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应该进一步放开，可是有没有人想过放开之后，如何做到“放而不乱”呢？鼓励发展社会组织是我们工作的方向，但要有序推进，明确“分类指导”，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类、科技类、公益服务类、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，实行直接登记。
事实上，如果一下子放开的话，社会组织会越来越多，谁来监管呢？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现实问题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省社工委现在对开放社工组织持有怎样的态度？
刘润华：如果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只负责业务指导，不再承担主管责任的话，那么就需要构建社会组织与业务主管单位的新关系，要求各部门各司其职。我的看法是，要逐渐构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与社会组织的新关系，就像工商管理局和企业的关系一样，让民政系统不再为社会组织承担太多的责任。
举例说，一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的幼儿园失火，烧死了人，谁主管谁就得担责，因此，负责登记的主管单位受到追查。但实际上，这是属于消防防范问题，幼儿园的消防系统是经过消防部门验收的。“谁登记谁负责”会影响负责登记的主管单位的积极性。
而对于一些有可能违反公共安全、交通安全的社会组织，业务主管单位当然希望“少登记少责任”，因为一旦违反了公共安全，登记机关就会被追究。因此，要从思想上、制度上重新界定登记部门的责任。
对放开社会组织登记这块，我认为，还是要给社会组织一点耐心，带着扶持的心态，让社会组织成长，鼓励社会组织发展，如果不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空间，反而会压制民间生长力量。但这不是搞革命式发展，而是渐进式改革，不能一下子放开，慢慢试着来吧。
解读“省社工委”：在宏观角度思考问题构建新的工作方法
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差距是比较大的，推动不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不符合公平、正义，一下子实现当然又有压力，可以选择一些好的项目，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，逐渐推动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，我们希望做到“同城同福利”。这是省社工委近期推动的重点工作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当初设立省社工委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
刘润华：广东的社会工作发展很迅速，开展工作的方法与思路都走在了全国前列，但也碰到了一些难题。最大的问题是，没有一个部门能站在宏观角度思考问题，能构建新的工作方法，部门领导也未必能进行全局性考虑。
很多政府部门没有人专职去解决宏观层面问题，很容易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夹带着部门的意见，带着部门行政的痕迹参与进来。宏观决策与部门的意见就容易产生矛盾。
如果专门有一个部门，站在宏观的角度，按全省工作安排的角度去调研，对省委省政府开展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，就能避免多种部门意见的干扰。而我和我的同事起到的作用是秘书的功能，宏观决策则由省委省政府来制定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“社会建设”、“社会管理创新”是近期颇受关注的政治议题，广东为了推进社会建设工作专门设立省社工委，此举颇受关注。
刘润华：有人说，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，重点是经济领域的改革，后三十年改革的重点是社会领域的改革。这种划分尽管说得绝对了点，但它的概念比较准确。社会领域的改革显然比经济领域更加复杂，牵涉到每个人在社会格局中的定位，利与弊在改革当中都会重新被权衡。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一定要有前瞻性。
省委省政府对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让我们都清楚地看到这个方向。社会建设的方向非常清晰，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就能成功，还要把握好改革的步骤、力度、方法。
省社工委的工作成员不是学者，而是实际工作者，学者只需要说明什么是真、善、美，作为实际工作者，不仅要知道何为真、善、美，还要考虑如何让人们在社会中找到真、善、美。这是我们最需要把握的问题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省社工委的工作定位在哪里？
刘润华：省社工委是个全新的机构，我认为，这个机构承载着省委省政府、全省人民对社会工作的期待与重托。在大部制改革时期，撤并了那么多机构，又重新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，这很难，这需要很大的决心。我和我的同事非常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一个多月下来，4位兼任的省领导都已经到位了，目前工作进展非常顺利，我对新的工作充满了信心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随着广东关于社会建设“1+7”配套文件的出台，省社工委的工作主要在哪些方面开展？
刘润华：现在我们会跟全省相关部门即各市、县、区一起共同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的内容、落实“1+7”配套文件内容�！�1+7”配套文件中定下80项任务。这80项任务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，省社工委工作主要围绕落实这些任务。
从当前社会发展形势来讲，省社工委主要工作围绕四个专题来展开，第一个是扶持社会组织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，特别是行业协会及商会的建设问题，将建立现代行业协会、商会完善的治理结构。
第二个专题是重视社区发展，建立社区服务模式。当前社区中存在着一些普遍性问题，譬如说，各个部门各自为政，自行开展活动，投入大量资源，导致资源浪费，职能分配条框太多，造成条条分割。社区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平台，投入太多的资源，不是很实际。为了克服这些问题，需要在社区建立“跨部门综合模式”。
在社区服务当中，普遍是由各种各样政府部门创办的机构来担当，行政机构自身的不足，使得这种服务的模式不是绩效很好的模式。我们倡导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，在政府机构不招聘人员的情况下，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，由社会组织提供“委托服务”，发挥社会作用。
当然，社区组织本身人才不足、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问题，我们会引入社工+义工的模式。目前，像广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、深圳社区服务中心在这方面工作就做得很好。这两种模式的共性就是，以社区服务为平台，以社区居民为对象，以社区服务为服务载体，以社工为人才骨干，广泛发挥志愿者的作用，跨部门、综合性、非行政化的社区服务，我们希望将来慢慢朝着这个方向推进。
第三个专题是将外来人口纳入公共服务范畴。广东是外来人口大省，外来人口与当地常住人口形成二元结构，这种二元结构带来福利、权利上的不均等，一下子均等化，压力蛮大，广东有3600多万常住外来人口，一下子普惠是比较困难的，但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实现均等化。我们会不断地研究、开发可以均等化的项目，不断提高福利的水平，当然，这需要一个实施的过程，但均等化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。
第四个专题属于重点工作范畴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城乡差距、地区差距同时存在，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差距是比较大的，推动不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不符合公平、正义，一下子实现当然又有压力，可以选择一些好的项目，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，逐渐推动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，我们希望做到“同城同福利”。这是省社工委近期推动的重点工作。
汇集民智，听取民意
省社工委的职能特征是，协调跨部门职能工作，人员虽少但恰恰符合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特征，也正是因为人少，才会倒逼省社工委只抓宏观层面的问题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省社工委工作牵涉面广、涉及部门多，要怎么协调其他部门？
刘润华：省社工委工作职能是让各部门相互承接，在以下三方面发挥作用：第一，在落实“1+7”配套文件内容时，对各部门起到“督办”的作用。我们可以依据政策落实情况，评估各部门的工作状态，督促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。第二，不管部门职能的设置多么完善，但一定存在空白、交叉的地方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省社工委由四位省委领导担职，在推进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上会更便利、更快捷。
以前，一遇到很重要的事情，就会设立领导协调小组，这种领导协调小组非常多，主要是为了解决跨部门问题，但同时也会出现一个怪圈，一遇到跨部门解决的问题，就会设立领导协调小组。为此，需要慢慢清理这些非常规机构。在设立省社工委之后，这些问题都会依托省社工委的框架来逐渐解决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实现跨部门协调制度化。
第三，很多部门在工作中都会有自己的想法，有些工作完全可以上升到全省层面来执行，有了省社工委的工作框架，通过“快速通道”，会将这些意见直接反馈到四位省委领导那里，他们的想法、方案就有可能提升到跨部门执行的层面，这对职能部门来说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途径。
省社工委的职能特征是，协调跨部门职能工作，人员虽少但恰恰符合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特征，也正是因为人少，才会倒逼省社工委只抓宏观层面的问题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那么，省社工委和基层组织又是怎样一种关系？
刘润华：基层组织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性比较高，也积累了很多经验，省社工委可以考虑将他们的经验进行推广，也可以及时发现这些值得借鉴的经验，从而也彰显基层工作的效率与优化，同时能推动全省的社会建设加快步伐。
南都公益周刊：社会建设离不开民间的参与，省社工委将如何与民众进行互动？
刘润华：第一，汇集民智。省社工委将成立各级社会工作咨询委员会，这个咨询委员会不是党政部门，而是非党政、非事业单位的机构，而且高校、科研机构除外，因为高校、科研机构也属于党政系统，所以要做到最大限度的非官方。第二，听取民意，跟社会大众互动，跟社会各界进行联接，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结构。
专题撰文：南都记者何满 实习生谢旭楠
来源：南方都市报